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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泛化容易导致对财产权存续保障的侵蚀，使价值保障成为财产权保障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手段，长此以往，大量违宪的财产权限制可能通过补偿得以正当化，财产权的核心内容及其价值内涵面临被掏空的危险。

[28]同前注[10]，林来梵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页。在制度实施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本着成熟一项、制定一项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溯及既往事项，具体可渐次考虑在审案件、未执行程序、原因案件、司法裁判和行政行为的溯及，从而实现法治的阶段性求稳与法治的长远发展兼顾个案正义的动态结合，阶段性推进合宪性审查溯及力制度的完善。

第三，制定机关修改、废止规范性文件同样涉及溯及力问题，否则我国的沟通协商柔性处理程序可能成为合理规避合宪性审查溯及力的挡箭牌，这在逻辑上很难自洽。所以处于相同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由于法院裁判日处在法律违宪被撤销时间的前或后，就会形成不同的法院裁判结果。世界各国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归纳了若干影响因素以更系统、精确地进行利益衡量和溯及力判断，以下详细阐释。法的溯及力指的是制定机关制定的新法对过去的法律事实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发生在制定新法或修改法律时，针对的是新制定的法。而且，溯及力的适用还要促进规范性文件违宪决定所依据的原因或达到的目标。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第二，从实质的角度分析，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问题涉及法秩序稳定与个案正义的价值选择，无论偏向于哪一维度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之前，中国的现状再不济，中国人依靠自立的制度和文化来处理问题的信心还是有的。

这里的人民不再是对民人、平民或公民的指代，人民是一个阶级性的主体，并且在不同的宪法语境中具有交叠而非融贯的复杂意涵。现代中国民主话语本身不断呈现出的某些特征与早期中国人对Democracy的翻译有关，与中国经典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在此，我们以对几个典型概念的研究来尝试将这里的表述丰满一二。在这一点上，严复是敏锐的，他有关宪制文化的译作基本都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调用固有词汇，这不仅仅为了汉语译本的雅训（文体的美感），而且也是在本雅明的意义上，从历史的联系中寻找或接近人类纯粹语言的一种努力。

而从深层看，中国败北于一直被自己看轻的日本，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洋新概念、新知识的事业并不是成功的。译作是原作的来世是一个绝妙的思想，也只有本雅明会这样思考问题。

其师资既有专门聘请的外语教师，也有深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士。它既深嵌于英国的政治文化之中，又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碰撞、妥协、混融而演进的结果。虽然总体而言，在学术分工愈加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无法确切地将这种研究归类到知识考古抑或观念史研究之中，但仍然就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当中掺了点法学的表达，也混了些历史的味道。我们的本意是：观念先于制度，概念的运用体现了观念的形态和式样。

为了进一步解释纯粹语言的存在，本雅明还在原作和译作中区分了意向性的对象和意向性的样式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结语 综上所述，在宪制语境下去进行概念史研究或多或少需要穿梭于文化与语言之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宪制诸概念而言，更是如此。它既改变了历史，也重塑了现实。这是本雅明对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这个命题的进一步解释。

而在中国近代的语境中，人民一词与其古典含义并无太大差别，用于代替君主制之下的臣民一词，反倒没有与这些政治意味浓厚的词语牵扯过大。这里的汉语宪制，它作为译体词既是对本源词constitutionalism的更新和补充，也是人类有关这方面的纯粹语言的存在形式，尽管它是以constitutionalism的来世面貌出现的：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

陈独秀就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无穷的能耐，是中国的救星。这些最早来自西洋的陌生知识被部分地收进清代的《四库全书》。

而后的王芝、严复等人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又有庶建德谟格拉时的表达。也就是说，作为译体语的汉语文字无论如何努力保持住它在源语言中的原意，都无法完全剔除汉语文字附加在它上面的意义。就拿本文讨论的宪政宪法概念为例：汉语的宪政概念是从英语的constitutionalism迻译而来。中国人的面包味道是在与馒头味道的无形对比中所获得的。学习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浅显到深入的过程。近代的民权言者借来了西方的词汇，而消化的方式则是中国的。

同时，它也可翻译为汉语的立宪宪制宪治等。化的隐喻未必是现实的，而化的观念却是真实的。

与此相关联，中国宪制中的人民、宪政、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概念在隐喻意义上，正是西语的字母文字被中国化的结果，这些已中国化的东西无形中也成了西洋宪制的来世。从这个意义上讲，constitution与宪法并不是等值关系，而是再生关系。

三、作为文化的和作为语言的宪制 按照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的观点，语言有个底座，这便是种族和文化。严复倾向于把英语的civilization翻译为进化，凸显的是人的作为，带有进步的观念。

十九世纪早期，在三位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罗存德——的表述中，Democracy一词就开始了它的中国之旅。所以在意向性的样式上，面包不但不能与德语、法语的词语互换，而且会激烈地排斥对方。这也体现了在近代语境中的中国知识者对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考察、见解和诉求。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人民却成为不同义于公民并且在宪法中极致张扬的概念。

按照隐喻理论，隐喻是用一种比较具体的事物作为模型去理解一种与之并不相同的抽象事物。西洋的自然科学，以及有关的基本政治、地理概念、术语开始比较系统地进入汉语系统。

引言 对中国宪制文化方面的研究并非是宪法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但知其根才能明其本，究其史才能正其意，只有探讨深刻影响中国宪制制度和宪制文化的几个关键性概念，诸如人民、宪政、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才能为当下的宪法学思考提供更厚重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意蕴。第二阶段大致是从甲午战争到1919年，这个时期被看作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特别是处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知识者，尝试根据外来概念、术语、思想、原理的本有蕴涵进行理解和学习。

同样道理，中国近代学习西洋的过程，也是把西洋的字母文字所组织的语言文化从原有的语境中拖出来，重置于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之中的过程。辗转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中国宪制语境中的诸关键词，也就随着特定的译法流露出不同的神韵，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宪制的特定意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提出民权一词的原因，在于对皇权体制运作机制失灵的怨恨。一个成功的经验总是离不开主体的历史性，包括精神的、心理的、情感的等经历，而学习就是把经验中那些无法复制的东西剔除，把剩下有关教诲的部分植入另一个过程之中，在新的语境下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诸如词汇、句子、结构等等是彼此排斥的，这些语言仍在其意图中相互补足。世人皆叹《牡丹亭》，杜丽娘因为情深，可以由生而死，再由死化生。

由于意向性样式的不同，‘Brot对于德国人的意味和‘pain对于法国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词不能互换，事实上，它们都在努力地排斥对方。在庄子的思想里，这个概念是物化。

一个概念的出现既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来的，而中国宪制文化的这些概念大都是外来的。本雅明为了说明这种亲族关系，他特别强调了血亲间并不一定貌似这一点。

它既源于英国传统又异于传统，是一种带有限权性质的现代性政治类型。这就与前面所讲的传教士知识传统下的Democracy区分了开来，而与中国古典的民主词语更为接近。